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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授予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功将士和颁发给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卓著贡献的先进模范的军功章、勋章、奖章、证章、纪念章上，许多都是采用毛泽东肖像为图案。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像章近三千余品种，这在建国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些像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领袖，一代开国元勋毛泽东真诚地热爱，表达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纯朴、真实的情感，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在各族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这些形态各异的毛泽东像章，是一个时代风靡全国的精神饰品，鼓励和鞭策着全国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研究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像章，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时期毛泽东像章的图案，除了肖像像章外，几乎无一例外在图案中采用了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稻穗、五星图案。这是因为：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上海市合作总社调研科长曾联松。其设计思想是红色表示热烈，象征革命，似红霞一片；黄色五颗金星，闪闪发光，象征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还象征光明。 1950 年 9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国徽图案的主题是天安门、红旗、麦稻穗、齿轮，有着特定的寓意和严格的规定性；采用这一图案，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像章图案的主流和特点，从而贯穿中期像章制作的整个过程。这种图案无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毛泽东像章的图案中，这种严格的规定性，是制作像章政治上的规范性要求。艺术家们不可能，也不能偏离这个主题。也是区别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像章图案的鲜明标志。

　　1、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奖励军功战士的一枚奖章 黄铜鎏金，直径：3.4厘米。正面铭文：人民功臣西北军政委员会颁，背面铭文：上海亚洲厂制，一九五零年。（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奖励军功战士的奖章）

　　2、 抗美援朝纪念章 这枚以毛泽东像章形式制作的纪念章，黄铜鎏金，在直径为3.6厘米的圆上套五角星造型。五角星中央是毛泽东右侧头像，头像两边麦穗图案，头像下面有“抗美援朝纪念”字样。星的五角为大红色，余皆为金色；星的背景，是金光四射的圆。上端有底圆直径相等的挂扣一副，挂扣中间以大红丝织品相连。背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1951”。这一像章整体设计严谨、庄重、大方，选色协调、朱金相映。它既有军功勋章的功效，又显示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巨大力量。抗美援朝纪念章是建国后由国家制作的第一枚国家级像章。（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制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这枚像章反映的历史是：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半岛爆发了内战。首先是美国作出反应， 2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布“已命令美国陆海空部队给韩国政府以掩护和支持”，“宣布美国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随后第七舰队奉命进入台湾海峡。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变化，由放弃转而支持，决定用武力阻挠我国解放台湾，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战争爆发， 6 月 26 日清晨，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昨天夜里看到了巴黎的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可见毛泽东是从西方通讯社得知这一消息的。战争爆发第三天（28日），朝鲜派了一位校官到北京通报战况。事后毛泽东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当时，中共中央对杜鲁门声明的反应重点是在台湾问题。 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周恩来报告了国际形势并宣读了回答杜鲁门的声明：“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毛泽东在总结中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当时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如果不是后来朝鲜战局的变化，解放台湾就势在必行了。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参战，周恩来作出的反应是决定派柴成文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到朝鲜观察战情。经过紧张的准备，柴成文一行7月8日离京赴朝。

　　7月2日美国陆军在朝鲜釜山登陆，参加作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

　　为了有备无患，7月7日中央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讨论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部队调动部署。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限 7 月底全部调往安东、本溪等地集结。（ 2 ）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司令兼政委。”原第 4 野战军第 13 兵团从中南军区调到鸭绿江，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后粟裕有病不能到职。邓华担任第 13 兵团司令。 7 月中旬邓华率 13 兵团北上向鸭绿江进发，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任务。东北边防军下辖 38 、39 、 40 、 42 四个军和炮兵第 1 、 2 、 3 师及特种兵共约 26 万人。

　　美军南辙，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由于朝鲜人民军前几次战争没有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线拉长，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破坏，供应极度困难。

　　8月23日左右周恩来从参谋人员处得知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立即报告毛泽东。 8 月 18 日，毛泽东电告高岗，要东北边防军“务于 9 月 30 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9 月 6 日军委决定再从中南军区调一个军开赴东北编入边防军序列。 9 月 9 日军委命令第 9 兵团从华东渡江北上，在山东津浦路沿线集结。

　　8月初，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9 月 1 日提案遭到否决。外交部紧急召回在朝鲜的柴成文， 9 月 7 日深夜周恩来亲自听取他关于战况的汇报。柴认为现在人民军难以再进，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顶下去，十分不利。周恩来问道：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当时中央已有出兵的设想了。

　　9月15日，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金日成派次帅朴一禹到安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提出要中国出兵支援。28日南朝鲜军队占领汉城。这时，一向呼吁和平解决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转告中国政府：9月12日至18日在美国召开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谈好过三八线。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 9 月 30 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10月1日，金日成又一次要求中国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作战。出兵援朝问题已提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面前，要求他们作出抉择。

　　10月2日毛泽东致高岗、邓华：“（一）请高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令出发，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3 兵团是军委战略机动兵团，原驻在河南搞生产、建营房。现在开到东北，过冬的衣装等物资需提前准备好，还要补充武器弹药。当日午后高岗飞抵北京，他已想到此次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

　　毛泽东知道，中美双方装备悬殊，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师）包括坦克及高射炮在内，共有 7 公分至 24 公分口径的各种炮近 1500 门，而我们一个军（ 3 个师）只有这样的炮 198 门，敌有制空权，而我军训练的空军要到 1951 年 2 月才有 300 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人民海军也刚于 1949 年组建。因此，毛泽东认为“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我军能够够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才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当时的新中国经济落后，百废待兴，全年的铁产量只有 90 万吨，根本谈不上生产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这些装备只能靠苏联的援助，苏联的态度事关重大。所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作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苏联一直没有表态。这既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苏的原因，也是毛泽东没有下最后决心的原因之一。

　　10 月 4 日彭德怀紧急进京，解决了志愿军主帅的问题。为讨论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将各方面的负责人都找来北京开会，会议上两种意见一半对一半，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党内仍有不同意见，聂荣臻回忆说：“主要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在重大问题面前党内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毛泽东让大家畅所欲言，摆清利害。每个同志本着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各抒已见。

　　10 月 7 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已深入三八线以北很远，美国飞机轰炸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新安州。 8 日，周恩来赴苏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上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见毛泽东已下定决心，遂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出兵。当日毛泽东下达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要 13 兵团所辖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电告金日成。

　　周恩来离京前，中央政治局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当时的主要考虑是：第一、南方刚刚解放，还未进行土改；第二、国民党留下的一百万军队上山为匪，还未完全肃清；第三、经济困难。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是知道的。人民军战斗失利， 10 月 2 日中国就表示出兵，他却迟迟不答复。

　　周恩来 11 日见到斯大林，直言陈述中国不出兵的理由。斯大林听后一方面大摆应出兵的理由，另一方面表示苏可以完全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但又说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会谈后斯大林和周恩来即联名致电毛泽东。

　　8 日彭德怀飞抵沈阳，召集军以上的干部会议，要干部们克服困难， 10 天内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干部们最担心的是赴朝鲜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因为朝鲜爆发以来美国掌握制空权，给朝鲜造成很大的困难。 9 日上午彭德怀、高岗联名致电毛泽东：“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兵力达 40 万，拥有各种飞机 1000 多架，各种军舰 300 多艘。苏联能否出动空军事关重要。

　　12 日下午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后，马上致电彭、高及 13 兵团负责人：“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请彭、高回京一谈。”此时邓华的先遣队已作好过江的准备，聂荣臻的电话追到安东，叫彭不要过江，马上回京。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作好准备，毛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的，最后才下了决心。”

　　毛泽东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抗美援朝不能影响经济建设的继续进行，另一个是苏联空军支援。 13 日彭德怀、高岗到京，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会议再次肯定出兵的必要，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无论困难有多大，也必须立即出兵。

　　当日会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对苏联援助武器的办法是用钱买还是租借，两个月后苏联能否出动空军，没有把握，因而要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周恩来根据这个指示和莫洛托夫会谈。苏方见我们已决定出兵，态度又发生变化，当谈到援助的具体数字时，苏方改口说没有那么多。毛泽东深知苏联人的心思。

　　14 日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岗研究作战方案，决定 18 日或 19 日开始渡江。高岗当日返回沈阳布置参战事宜。彭留京等候周恩来的回电。彭于 15 日回到东北。 16 日周离开莫斯科，毛泽东得知后于 17 日电告彭、高 18 日赶回北京并告“对出兵时间，以待周 18 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8 日，平壤危在旦夕，毛泽东听完彭、周汇报后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19 日美军占领平壤。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渡过了鸭绿江，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中朝人民军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把美伪军赶到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国侵略者于 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1年，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决定：将“抗美援朝”纪念章颁发给每位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圆了他们佩戴“朝鲜解放纪念章”回到祖国的愿望。

　　3、1952年国庆前夕由北京制作的像章 黄铜鎏金，像章直径3.25厘米。正面文字为“国庆纪念”，背面文字为“一九四九——一九五二”。（1952年国庆前夕制作的铜制国庆纪念章）

　　4、解放西藏纪念章 我收藏的一枚早期毛泽东像章，它是为了表彰进藏部队的丰功伟绩，西南军区于1952年8月1日给每个进藏部队指战员颁发“解放西藏纪念章”。 这枚像章材质为黄铜鎏金，呈椭圆形，高4.4公分，宽3.1公分，章的上面有一黄色粗横条，像章的下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台湾、海南二岛屿，像章的上半部为毛泽东旗帜飘扬，像章的下面铭文为“解放西藏纪念”汉藏两种文字，背面铭文为“西南军区颁发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1952年8月1日西南军区敬制的解放西藏纪念章）

　　这枚像章反映的历史是： 西藏是祖国大陆上最后一个没解放地区。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的民族之一。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地区，长期策划殖民化阴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20世纪20年代，藏传佛教两大领袖失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被逐出西藏，流亡青海。西藏地方由达赖喇嘛执掌，仍保持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活佛摄政，继续维护内地与中央的传统，但却受到噶厦内部亲英势力的攻击而被迫引退，后遭囚禁遇害。全国解放前夕，西藏当局在外国势力唆使下，制造了驱赶汉族人出境的“驱汉事件”，企图断绝西藏与祖国的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定要解放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当天，留居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可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上层集团，却策划派遣所谓“亲善使团”去美、英等国，寻求对其“独立”的庇护和援助。中央政府严正驳斥了这种分裂祖国的背叛行为， 1950年1月，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当局派出外交使团是非法的，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敌意。由于中央政府的严正警告和藏族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所谓“亲善使团”只到了印度，未能到英、美等国进行非法活动。

　　为粉碎外国势力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毛泽东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949年 12月毛泽东在赴莫斯科访问途中，提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意见。毛泽东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后来又提出“向西藏进军及管理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责”，指示西南军政领导人刘拍承、邓小平、贺龙于最近期内开始布置一切。随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向西藏进军的指导原则。

　　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布《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勇敢地完成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根据党中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进藏部队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开展了学习藏文、藏语和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同时，进行在高寒地区行军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并投入很大力量修筑进藏公路。经过多方面的准备，西南军区进藏部队分别从康西、川中、滇西北出发，于 10 月初陆续到达康藏交界处的甘孜、邓柯、德格一线，直逼藏东重镇昌都。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和新疆独立骑兵师也进至青藏交界的玉树和西藏的阿里地区，形成“多路进兵”的态势。

　　西藏所涉及的政治、宗教、民族等复杂问题非常复杂，党中央、毛泽东在确定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中央综合分析西藏的情况认为西藏上层集团已开始分化，亲英势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恃无恐，反帝爱国力量在逐渐发展，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较以前增长了。另外，印度、英国政府已承认新中国的地位，并开始建交谈判，这对争取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了做好和谈的准备，中央指示西南局、西北局分别起草谈判内容和政策。

　　5月11日，西南局向中央报送由邓小平起草的四条方针，即：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区；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现状；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 月 17 日，中央充分肯定了西南局所拟四条，指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中央委托西南局、西北局从速起草一个“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

　　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在四条方针的基础上起草了十项谈判条件。5月29日，中央批准邓小平草拟的十项谈判条件。这十项条件，当时称为“十大政策”或“十大公约”。它既坚持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体现了照顾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灵活性，在民族地区发挥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和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基本依据。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下，中央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作进藏准备，一面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是，西藏当局派出的准备同中央政府谈判“西藏独立”的代表团，却长时间滞留印度，迟迟不来北京。7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谈代表的身份前往西藏洽谈和平，但却被阻截于昌都遭到软禁，后不幸遇害。西藏当权者仍执迷不悟，在入藏的咽喉要道昌都布置了全副美英式装备的藏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为了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早日进行谈判，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藏军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放弃昌都向西向南撤退，又连遭解放军阻截。20日，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率部起义，向解放军投诚。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10月6日至24日进行了昌都战役，一举攻占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歼灭藏军约5700多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 解放了昌都及其周围地区，给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昌都解放后不久，时年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登嘉措提前亲政。但是，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却挟持达赖至藏南的亚东，企图出走印度，此举遭到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转眼到了 1951 年春天，英、美、印等国均表示当前形势难以为西藏提供实际援助，令滞留亚东的噶厦官员们大失所望。噶厦召集官员会议反复权衡利弊，遂决定派阿沛·阿旺晋美会同从拉萨前往两名官员去北京谈判，同时由亚东增派两名代表取道印度赴京。4月下旬，阿沛一行五人先后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迎接。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央还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来京，以便就近协调西藏地方内部各派关系问题。4月27日晚，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偕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经由西安乘火车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欢迎。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举行正式谈判。经二十多天共六轮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全部有关问题终于达成协议。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 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取道香港、印度到亚东，会晤了达赖喇嘛，向他面交了协议的抄本和毛泽东的亲笔信，并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召集噶厦全体僧俗官员及三大寺代表讨论了协议内容，于 10 月 24 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这个协议的实行，成为西藏继往开来的一个转折点。为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51年8、9 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 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由第 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同志，率1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藏进军。 进藏部队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一路翻越丹达山、冷拉山等十余座大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数十条河流，穿过大片原始森林、沼泽，战胜严寒缺氧等重重困难，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重镇， 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达赖等和各界群众两万人的热烈欢迎。 实现了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历史壮举。

　　5、上海金店制作的银质像章 银质，直径：2.2厘米，重：2.15克。正面为毛泽东侧面肖像，四周光芒闪烁，寓意“东方红，太阳升。”背面铭文：国营上海金店90银。据资料记载，1953年2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为适应广大群众需要，除金质毛泽东像章照常供应外，特别制银质毛主席像一种。每只为4000元（注：旧币制，相当于现行人民币4角），优待期间为3500元。”优待日期是2月12日，即开始出售的第二天。（上海金店制作的银质像章）

　　6、第三届劳模奖章 为表彰第三届劳模大会的劳动模范，衡湘工会于1952年特制一枚纪念章。铜质，直径：4.6厘米。正面铭文：提高生产，第三届劳模大会赠。背面铭文：衡湘工会。（1952年第三届劳模奖章）

　　7、中苏友好纪念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1949年12月21日），并就两党、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1950年1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举行正式会谈。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在条约上签字。10月7日，中苏两国在北京互换该条约的批准书。随后，“中苏友好协会”（简称中苏友协）在两国成立。在我国，凡参加“中苏友协”的会员，均先后得到一枚“中苏友协会员证章”。这枚证章外形为一面飘扬的红旗，红旗正中有毛泽东和斯大林侧面头像，头像下方刻有“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章”十个繁体字。证章用薄铜皮冲压而成，镀铬，涂有红、白两色油漆。当时全国各地均成立了“中苏友协分会”。均制作了同一类型，同一规格和同一性质的证章。从证章背面所铸刻的文字，可以知道证章的生产厂家、地区、以及编号。江西版，正面铭文：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章。背面铭文：江西省友协394189。辽东版，正面铭文：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章。背面铭文：辽东577016。四川版，正面铭文：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章。背面铭文：四川友协504951。河北版，正面铭文：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章。背面铭文：河北保定（中苏友好纪念章）。1958年后，中苏关系恶化，许多会员将证章丢掉了，现在留存下来的已不多见。

　　8、1956年中央代表团慰问西藏纪念章 1956年，为纪念和平解放西藏四周年，中央慰问团前往西藏慰问藏族同胞、驻藏官兵和工程技术人员，带去了一批由北京证章厂制作的毛泽东像章。材质为黄铜鎏金，直径3厘米，重1.5克。上方正中为毛泽东侧面像，下方为天安门城楼。正面铭文：“中央慰问团赠”和藏文字样。背面铭文：1956，表示制作年代。（1956年制作的中央政府慰问团纪念章）

　　这枚像章反映的历史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4%。蒙、回、藏、维吾尔、苗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约占6%。这些兄弟民族人口虽然少，但分布地域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区。在刚解放时，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水平低下，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在深山老林中。

　　国家的统一，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发展，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为了贯彻这一政策，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就先后派出六个访问团，分赴西北、西南、东北、中南、内蒙古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各代表团出访时，除带去党中央、人民政府对民族同胞的关切和慰问外，还带了一些礼品。在礼品中，最有纪念意义的是毛泽东纪念章。

　　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赴藏代表团团长陈毅说：西藏的问题会引起全世界的注视，此次去西藏应该把中央坚持改革，民族团结的政策带去，处处说通道理，做好事，不强加于人等。3月14日，又一次召见陈毅、张经武等同志交待赴西藏的任务，应该注意和掌握的问题等。3月15日于出发前夕周总理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强调，大家要认真细致的做好工作，反对大汉族主义。

　　代表团由中央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组成，正式成员 57人。成员中有17个民族。除随团翻译、记者、电影摄制组、卫生队、电影放映队、后勤人员，还有文艺工作队总人数达850多人。

　　3月16日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等领导及600多名群众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到达兰州后，换乘300辆汽车前往青海西宁市。4月3日代表团又从西宁出发，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仅过雪山就是七天七夜，最后终于在4月17日平安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党和军队领导人张国华、谭冠三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达赖致开幕词，陈毅团长讲话，会后各分团人员佩带着“中央代表团赠”纪念章和慰问品分赴各地进行慰问。历时两个半月，6月4日陈毅等同志顺利返回北京。

　　1956年中央代表团赴藏，级别之高、人员之多、时间之长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中央的一次重大活动。

　　9 、中央代表团纪念章 1956年，中央代表团赴各地慰问，由北京证章厂制作的毛泽东像章。材质为黄铜鎏金，直径为3.2厘米。正面铭文有“中央代表团赠”字样，下方有天安门图案，四周为齿轮状光芒，红底图案。背面铭文：“1956年”，表示制作年代。（1956年中央政府制作的中央代表团纪念章）

　　10、1961年由北京制作的毛泽东像章 材质为铝质，直径为2.1厘米。正面铭文：1949—1961，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2周年。是60年代早期制作的稀有像章。（1961年由北京制作的毛泽东像章）